中国大学制度存在的问题既深且广，这一点从北京大学人事制度改革方案所引起的举国上下的热烈讨论可见一斑。大学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引发了新一轮大学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本文则要指出，中国大学制度不但现状不尽如人意，在大学制度选择和建设过程中，还会自觉不自觉地堕入一些误区不能自拔。人们对制度现状和问题往往比较关注，但对制度建设过程中的误区则常常缺乏必要的警惕。
一、大学理念的演进逻辑
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曾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里的“大学之道”，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是缺一不可的。一个层面是大学理念，这是大学之道的形而上层面；另一个层面就是大学制度，这是大学之道的形而下层面。大学理念是大学的内在规定性，但它只有通过大学制度的滋养才代代相传。所以大学理念与大学制度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须臾不可分离。
根据有关学者的概括，西方的大学理念的演进有三个发展阶段①。
1.第一阶段：从公元1100年左右至工业革命初期。这一阶段的大学理念认为“大学应该是一个教育的机构，是一个教化的机构，它的使命是要为社会培养出绅士”。这一阶段代表性的人物是纽曼，他在1852年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书名就叫《大学的理念》。这一阶段代表性的大学则有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大学。这三所大学至今都有800年左右的历史。
2.第二阶段：从工业革命充分展开到20世纪初期。这一阶段的大学理念认为“大学不仅仅是一个教育的机构，大学更应该是一个研究的中心”。也就是说，这种理念和第一种理念的区别，不在于大学的理念是不是应该教育人，这点上没有区别，它们的区别是，大学除了积累知识和传播知识以外，是否还是知识创新的源泉。这一阶段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大学思想史上大名鼎鼎的洪堡，其代表性文献是《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在和外在组织》。这一阶段代表性的大学就是德国的柏林大学。
3.第三阶段：20世纪初期至今。这一阶段的大学理念认为“大学还应该是一种服务，应该是一个公众服务机构”。这里所谓“公共服务”意味着，大学作为一个整体通过它的科研、开发和智力来为社会、地区的经济、文化做出贡献。这一阶段代表性的人物有罗杰斯（麻省理工学院创始人）、卡斯帕尔（斯坦福大学前校长）等。这一阶段代表性的大学主要有美国的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伯克利加州大学、伊利诺依大学等。
大学的理念从教育机构到研究机构到公众服务机构的演进逻辑，一方面它是一个“历时态”概念，即这三种理念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共时态”概念，即全世界大学可以按这三条标准进行分类，分为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和社区服务型大学。所谓研究型大学，不仅是指以研究为中心的大学，而且还意味着它是把三种理念集于一身的大学，是实现三种理念高水平统一的大学，这样的大学只占少数。
二、现有大学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借他人之镜，照自己之影”，我国现有大学制度就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具体体现在：
1.行政本位和官本位。在中国的大学里，行政本位和官本位相当严重，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分房子、发工资、什么待遇都是按行政级别来划分的，甚至大学教师的学术职称序列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和行政序列挂钩的（如院长相当于处级，教授相当于处级等）。蔡元培先生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曾讲，“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蔡先生的意思很明显，大学不是行政机关，也不是企业，大学之所以为大学，是因为它是以学术为本位的，是纯粹研究学问的机关。如果大学教师的待遇、社会地位、学术成就都用行政序列来衡量，即用“行政本位”来替代“学术本位”，不但会使大学主体倒错（行政官员而不是教师成为主体）、价值倒错（学而优则仕），而且时间久了，形成了一种以权力为中心的“官文化”，再改革就难上加难了。大学行政本位的实质是政府行政体系在大学内的延伸，因而破除这一弊端的关键还在于理顺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另外，借鉴中国二十年改革开放的政治智慧，破除行政本位的策略宜“先立后破”，实行增量改革。
2.教师的全员终身制。大学教师终身任职制本来是为保障教师学术自由的一项制度安排。但我国当前大部分高校人事制度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教师只能进，不能出，从而全部教师拥有实际上的“铁饭碗”。这种铁饭碗限制了教师在学校之间、单位之间的流动，使得教师对学校具有高度的人身依附性，失去了真正的学术自由，包括选择任教大学的自由。因此，什么样的教师任职终身制才有利于保护学术自由是很值得研究的。
3.缺乏良好的学术评价机制。评价知识产品跟评价普通产品不一样，普通产品的评价最终是由消费者做出的，但学术评价却不能由读者做出，只能由学者自己来评价。一个公平而有效的学术评价机制来自两方面，一个是组织内同行的评价，另外一个是组织外同行的评价。说到底，就是要有一个“同行学术评议”制度。传统的学术评价体系，无论是内部评价还是外部评价，主要都是“外行评内行”。这种评价制度必然导致评价标准的数字化、等级化，因为要评审文章的质量对于外行的人来说不免有点困难，但数一数多少篇文章或者看一看获得过何种级别的奖励则要容易得多。近年来，在一些地方，学术政治盛行，学术垃圾大量生产，甚至开始出现学术腐败，这些现象与缺乏有效的学术评价机制有直接关联。
4.高校内外缺乏竞争与合作。高校目前是预算分配型服务机构，其财政来源主要是政府财政拨款，而不是来自消费者的缴费，所以高校没有企业那样的市场压力。另外，由于教师对大学的高度的依附性以及大学的专业教育取向，不同学校、不同系科之间的教师缺乏可比性和流动性，从而助长了它们的自我封闭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高校与高校之间、系科与系科之间就没有一点竞争和合作，事实上，“大学排行榜”的公布就对部分高校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压力。
5.科研资助体系的集中化。目前，我国的学术资助体系还比较集中和单一，在科研基金当中，纵向课题和“命题作文”占有绝大部分比重，横向课题和“自由作文”则少之又少。这种集中化的资助和评审模式势必造成高校学术研究取向的单一化和模式化，不利于学术创新和学术繁荣。
6.学院数目过多、学科分割严重。高校合并风潮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大学的学院数目急剧增加，有些高校重组后甚至拥有四十多个学院。这些学院的来源是两类：一是原来的强系升格为学院，二是因新学科而新建的学院。实际上很多大学的学院只相当于国外大学的系。学院过多同时学院又相互独立的状况造成山头林立，不利于学科的发展。
7.学术组织和领导的工程化。我们现在对学校的学术、教学工作的组织、领导方式，明显具有工程化倾向，如精品工程、形象工程等等。在这些类“学术工程”背后实际上是某些官员的“花钱工程”、“政绩工程”、“评审工程”。学术研究的工程化实质是用理工科的逻辑和方式来管理全部学术，这是违背学术——至少是人文学科规律的。
8. 大学制度欠缺绩效。很多人将大学绩效欠缺的原因归结为是缺乏企业式管理、缺乏人才以及大学的目标和成果是无形的等原因，这些说法都没有切中要害。实际上，绩效(effectiveness)和效率(efficiency)是两回事。大学真正欠缺的是成效，而不是效率，有些大学机构已经非常有效率了，但往往没有作对事。因此，大学应当通过引入绩效管理的概念努力提升组织绩效。
9.大学文化建设流于肤浅。企业文化是企业的无形基础建设，是企业成败的关键。为什么企业文化对企业如此重要，那是因为企业文化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别人是很难模仿的。所以有学者说文化实际上是非正式制度，但它有时候比正式制度更有效也更持久。从这个角度，我们反观大学的文化建设，则基本上还停留在精神文明建设的层面上、停留在校园文化建设的层面上、停留在完成上级政治任务的层面上，而从来没有把它跟大学的竞争力联系起来，大学文化应当是大学的核心竞争力。
三、警惕大学制度建设中的误区
现有大学制度存在的问题，现在大家都看得比较清楚了，大学制度的改革也势在必行。但是，同样值得关注和警惕的是，在大学制度选择和建设过程中，大学领导人还会自觉不自觉地堕入一些误区不能自拔。这些误区主要是：
1.美国化。世界大学的兴衰，说起来颇有些“各领风骚一百年”的味道。意大利是中世纪大学的策源地，以博洛尼亚大学为代表的意大利大学以及法国巴黎大学成为世人瞩目的中心。至17世纪，高等教育中心移往英国，牛津和剑桥的名字如雷贯耳，令世人仰慕不已，直到现在，它们在人们心目中还是正统学术的象征。18世纪后半期，法国率先完成了高等教育改革，又重新夺回大学领域的领导地位。而19世纪则可以说是德国大学名扬世界的世纪。20世纪30年代之后，世界大学的中心又移到了美国。现在，不但世界一流大学主要集中在美国，而且美国大学模式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模式向全世界传播。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大学改革取法美国大学是有道理的，因为美国大学代表了世界大学的发展方向。但是如果仅仅以美国大学为榜样，甚至仅仅以美国的某所著名大学为榜样，而置其他国家的大学、其他优秀大学经验于不顾，则是进入了第一个大学建设的误区，即美国化的危险。
2.大跃进。现在很多国内大学都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或世界知名大学的战略目标，并据此提出了跨越式发展的步骤和方法以及具体的时间表。且不说这些“计划指标”是否科学合理，就是这些词语本身就让人想起“大跃进”时代的“大搞科研群众运动”的做法。这种用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方式来抓大学教育，是根本违背教育发展规律的，到头来只会劳民伤财，甚至将自己学校本来有的一点特色、一点竞争力也丢掉了。
3.重预算轻结果。由于大学的目标和结果是无形的，很难像企业那样通过明确的利润数字来衡量。所以，大学机构很重视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因为它从事的事情越多，它所获得的预算就越大。而对于这些机构来说，“成功”就是取得更多的预算和投入，而不是获得良好的成果。前些年就有“谁从政府手里拿的钱多，谁就排在前面的现象”。套用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的话来说，这些机构缺乏企业家精神。
4.重政治轻经济。大学制度建设不是完成某项上级布置的政治任务，而是要培育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它是要用成本/利润计算的经济任务。制度建设不是“务虚”，而是“务实”。
5.重硬件轻软件。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早就指出，“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也”。可是在实际进行大学制度建设过程中，大部分学校最重视的往往还是建造漂亮的大楼、漂亮的校园，特别是在新校区的规划当中，大部分资金几乎都投入到了硬件建设当中去了。之所以出现“重硬件、轻软件”的问题，恐怕还在于硬件看得见、摸得着，是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6.重行政轻管理。我们往往习惯于用行政的手段处理问题，而不太擅长于用管理的手段。其实，行政与管理是有很大区别的。行政注重的是过程、程序和符合规定；而管理则包含行政在内，一个管理者不仅仅是服从指令，他注重的是取得“结果”和为此负有责任。显而易见，对行政而言，服从是第一位的；而对管理而言，目标和绩效是第一位的。在一个大学竞争时代，高校领导者应该以企业家精神和目标管理的手段去应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而不是继续沿用传统的行政手段。
7.重当下轻长远。大学制度建设，尤其是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大学文化的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的滋养培育过程，它不可能一蹴而就；并且，大学文化一旦形成，再改变就比较困难。因此，大学的文化建设需有一个培育、持存、不断改进的过程，需要一个长远的规划。否则，不但良好的文化建构不起来，反而会形成一种不好的文化，给正式的制度建设造成障碍。
8.重制度轻文化。大学竞争已进入制度竞争时代，这里的制度一般容易做片面理解，即理解为是正式制度。其实，大学的制度建设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有形的制度建设，另一方面则是无形的制度建设。后者即通常所说的大学文化的建设。大学文化是大学的无形的基础设施，在很大程度上，它比有形的制度更重要、更根本，在这个意义上，大学文化是大学的核心竞争力。
9.重规模轻内涵。现在国内很多大学因为合并、扩招，办学的规模大大扩展了。表现在学生的数量越来越多，校园面积也越来越大。但是，办学规模扩大的同时，学校教员的素质、学校的学术声望等指标并没有相应地提升，相反有些学校还有下降趋势。这说明学校外延的发展与内涵的发展是两个概念，二者没有必然的正相关关系。相对于外延式发展，内涵式发展更需要学校领导人卓越的管理才能以及艰苦的努力。
四、大学制度建设的价值取向与原则建议
大学制度的现有问题并非始自今日，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同样，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目标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不仅需要大学领导人具备“企业家式”的管理才能，而且需要他们不断地反思现代大学的理念，以免大学制度建设堕入上述误区不能自拔。笔者以为，以下一些价值取向与原则是我国大学制度建设应当努力遵循和持守的。
1.大学制度建设与大学理念统一的原则。大学理念构成了大学制度选择的基础，大学制度作为大学理念的载体和体现，大学制度的选择必须以大学理念为导向。那么，到底什么是现代大学的理念呢？现代大学的理念，已不仅仅是一个教育机构，也不仅仅是一个科研机构，也不仅仅是一个公共服务机构。确切的说，现代大学的理念是教育、科研、社会服务三大功能高水平统一的大学，并且只有在高水平统一的基础上，大学的三大功能才能实现良性循环、互相促进。传统的“产、学、研”三结合的提法和做法，主要还是侧重理工科，并且其理解的社会服务主要是产业化，范围比较狭窄。因此，“产、学、研”三结合的思路虽然看到了大学的三大功能，但是却没有把它们定位于高水平统一基础上，从而也降低了大学的独特地位和作用。
2.大学制度选择的世界主义导向。大学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是一种世界主义的机构。从中古时代的大学到现代的世界一流大学，大学教授和学生都不是来自一个国家的，教授的内容也不限于一个国家的。从大学的这种世界主义精神气质出发，世界先进大学的制度建设经验也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而不是只局限于美国大学制度建设的经验。
3.大学正式制度建设与非正式制度建设相结合的原则。大学的制度建设通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大学正式制度的建设，包括各种正式的规章、校纪校规等；另一方面是大学非正式制度的建设，包括良好校风的养成、大学精神的塑造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大学的文化建设。在大学竞争进度制度竞争的时代，大学文化已成为大学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在这个意义上，非正式制度的建设在大学制度建设规划中应该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4.建构“企业家型”大学。不仅经济机构需要企业家精神——按其本义，即创新、冒险和效率精神，而且像大学这样的公众服务机构也需要企业家和创新精神。现代大学的创建和发展，尤其是现代美国大学的创建和发展是企业家精神的成功实践，如洪堡创立柏林大学、艾略特创立哈佛大学、乔丹创立斯坦福大学等。具体说来，“企业家型”大学包括以下制度要点：在教师和管理人员中间引入竞争机制，以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品质；实行“日落”制度，即对一项计划或一个规章甚至一个机构规定一个日期，到了这个日期，该计划或规章或机构除非再次得到批准有效，否则就从此失效；财务管理中引入总经济师制度等。
5.建立决策委员会和重大决策咨询制度。大学制度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很多利益主体，涉及大学的长远发展。为保证大学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有必要在大学设立决策委员会和重大决策的咨询制度。大学决策委员会应由相关利益主体的代表组成，如大学教授、大学管理者、学生、政界、工商界等等多元主体；咨询委员会的功能则要由相关领域的专家或独立的社会中介组织承担。
6.培育宽容文化与普遍主义精神气质。大学的文化特质或精神气质应该是宽容的和世界主义的，这两点正体现了大学之为大学的博大深厚。正如原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教授所说，大学的精神气质是“大楼、大师和大爱”的统一。其中的“大爱”就是大学的宽容文化。培育大学的宽容文化和普遍主义精神气质，至少需建立如下一些制度：培养通才教授；校内不同的系科之间可以互换教授；教师的学术休假制度；教师学术评价制度的多元化；全球招聘教师制度等。
